多民族聚居的家园

千百年来，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上，生活着各个民族的先民，他们世世代代繁衍于此。今天的交通条件，可以让我们日行千里万里，快速地行走于大漠、戈壁、草原、绿洲之上，而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们，却没有这般快捷，他们是也只能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这种极为缓慢的步伐征服世界。然而，任何的艰难险阻，任何的高山大河，都挡不住先民们的脚步，他们凭借着汗水与智慧，奔波于漫漫丝绸之路，穿梭于大城小邑乡村集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的迁徙、流动带来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更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直至今天，这场大戏还在上演，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处处是他们的更是我们的家园。
 
1、斯基泰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古代中亚与新疆等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频繁而深刻的交流。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斯基泰人不仅游走于里海北岸、河中地区、帕米尔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天山南北，甚至到达了今天的吐鲁番盆地，所以说，斯基泰人实际上是早期中西交通的主宰者、实践者，他们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已经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挪威雪线一直在降低，全球气温在变冷，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冬季本身就已经非常寒冷，这时气候变得更加干冷，对人和牲畜的生活造成极大的挑战，游牧生活难以维持。新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七八世纪前后的气候变化趋势与此相类，但因地表水蒸发的减少反而缓解了新疆地区的干旱局面。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面对气候的变化，逐水草而居的斯基泰人的一支南下到达吐鲁番地区，我们将洋海墓地、巴泽雷克墓地、阿尔赞墓地等斯基泰人墓地串联起来，即可得到早期部地、巴泽雷克墓地、阿尔赞墓地等斯基泰人墓地串联起来，即可得到早期部分斯基泰人的大致的迁徙路线。

 
 


斯基泰人往吐鲁番地区迁徙的路线，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自南西伯利亚南下经由哈萨克斯坦的平原丘陵地带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再经由伊犁河楚河流域来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再由塔里木盆地东北口出，进入吐鲁番盆地，其间无大的地理阻隔，是可以实现的一条道路。现在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说明，在南西伯利亚、伊犁河楚河流域和吐鲁番地区之间曾经有过人员的流动。1983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了一具青铜武士佣，铜像高40厘米，呈半跪状，武士头戴高大的宽沿尖顶帽，高鼻窄面，目视前方，神态肃穆，是典型的欧罗巴男子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士头上向前弯曲的尖顶高帽和手里曾经握着的长矛，这一形象与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武士形象如出一辙。

 

此外，阿拉沟地区出土文物证实，在吐鲁番盆地托克逊河流域也有斯基泰人的踪迹，1976-1977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金器和一些青铜器、木器、漆器，同类器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亦有所见。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的考古学时期系战国到西汉时期，大致相当于洋海晚期，洋海墓地、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等地的文化特征，也同毗邻的交河故城相近，我们有理由认定，车师国居民主要即斯基泰人的后裔，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晚期墓地实际即车师文化遗址。从阿拉沟古墓群、洋海古墓群、苏贝希古墓群等与车师有关的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出发，古车师人是一个由大量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及两大人种支系混合类型共同构成的混杂民族，具有较强的种族多源性。

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扮演了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层次和水平。西方的葡萄、紫草等经由他们传入我国吐鲁番盆地，小麦甚至经由他们渐次传入中原，东方的黍、海贝可能也经由他们传到了西方世界。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斯基泰人的文化媒介作用可能更为重要，而且，他们同中国内陆的文明一直保持着文化沟通，甘肃清水县刘坪墓地出土的斯基泰风格金片、贺兰山麓的斯基泰风格岩画便是这种文化沟通的见证，他们还可能曾同秦人祖先结为姻娅，对秦人祖先向东扩张帮助很大。更有甚者，有材料表明，至少在2000-3000年前，“西方基因”已经在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这些“西方基因”正是经由我国新疆向东流向内地的，这些欧洲人种的人群在汉代之前向东扩展的地理界限大致是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姑且不论这些“西方基因”同斯基泰人有何种关系，我们仍可以断定，华夏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间接地受益于欧亚草原与内陆之间的这种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
 

2、塞种

关于塞种的历史，《汉书》等典籍皆有记载，只是由于极为简单，信息量很少，故难以勾勒出塞种的真实面貌。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公元前7世纪以来，在当时希腊、波斯和中国的周围，从欧洲东部到亚洲中部、西北部的辽阔草原、半沙漠和山前地带，散居着许许多多的相对独立的游牧部落、部族，他们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塞种”，在古波斯文献中被称为“Saka”，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笔下被称为“西叙亚”“斯基泰”。
   

汉文文献中所见“塞种”，应即是古波斯文献所见“Saka”，Saka主要包括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或部族，公元前7世纪末叶，Asi等部落已经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一带。约公元前6世纪20年代，Asi等塞人部落向西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此后，他们被波斯人称“Saka”。前177年或者是前176年，因为月氏受到了匈奴的攻击，于是月氏被迫西迁，西迁的月氏转而进攻塞种，塞种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散处于各地，亦有塞种向东迁徙，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内的诸绿洲。前140年左右，受到挤压的塞人，继续渡过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大宛国，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赶走了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新建大夏国，另一支塞人顺锡尔河而上，迁往咸海乃至里海沿岸，是为奄蔡，而仍留锡尔河北岸的塞人是为康居。
 
前130年，乌孙人在匈奴的支持下，远征大月氏，夺取了大月氏从塞人手中夺得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并居住下来，大月氏无奈之下再次西迁，到达阿姆河流域，击败了塞人建立的大夏，并占领其地。大月氏占领大夏之后，直接统治巴克特拉及其周围地区，通过所谓的五翕侯控制东部山区，五翕侯均系原大夏国之塞人，是大月氏扶植的傀儡，后来推翻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就是大夏国塞人的后裔。大月氏的第二次迁徙，还迫使一部分塞人自索格底亚那和吐火罗斯坦侵入帕提亚、波斯，被称为塞斯坦，《汉书》所载乌弋山离正是以塞斯坦为中心的塞人王国。另外，分散在帕米尔高原的塞人，侵入乾陀罗、咀叉始罗，建立了《汉书》所载的罽宾国。迁入塔里木盆地的诸塞人，亦在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上建立了城郭王国，于阗即是其中之一。于阗真正古老的建国传说的核心，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汉人，而是于阗早期居民塞种。于阗塞种的来源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说明，但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天山北部塞种受月氏压迫大批南迁之际，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之时，或许当时有一支塞人迁到了虚旷无人的于阗一带，建立了城郭，过起定居的生活。
 

 
 
在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东起中国的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腹地的大片土地，草原游牧文化表现出很大的一统性和向农业农耕文化区域传播的流动性。此时游牧世界的许多文化特征趋于一致，必然是大量草原游牧文明东西紧密交流的结果，而农业定居地区的文化艺术深受其影响，必然是草原游牧文明对农业农耕文明的渗透与影响。在这场早期的草原游牧文明与农业农耕文明的接触传播中，是一大批来去倏忽的塞种游牧民充当了早期的文化传播者和东西陆路交通的开拓者。

关于斯基泰与塞人的区别与联系，我们这里做一个补充说明，被称作斯基泰、塞种的古人群应是同属于印欧人种的，他们有众多的部落，各个部落之间既有交往又有争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我们所论述的斯基泰人主要是位于里海北岸、河中地区、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吐鲁番盆地等地区的这群先民，他们的大致流动情况上节也做了简单的介绍。而关于塞人我们所主要论述的是位于河中地区及其南北、帕米尔高原及其东西，以及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群先民，他们的历史多被汉文史籍、波斯文献所记载，或许他们是更为活跃的一群，建立诸多的邦国。学术界对斯基泰与塞人的讨论其实还很热烈，考古资料也不断地涌现，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将主要内容在此做一个介绍。斯基泰与塞人之间的界限或许没有那么清楚，或许他们就是同一群人的不同部落，更或者就是时代先后的同一群人，只是由于他们的不断迁徙，扰乱了我们对他们的认知，其实他们都有机会与希腊、波斯、中国接触，只是有的多有的少，并且由于被东西方史料的记载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面貌。

 
3、月氏

战国、秦汉之际，月氏和乌孙主要活动于“敦煌、祁连间”，即今河西走廊敦煌至酒泉、张掖一带，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西部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活动的遗存。大约相当于秦朝的时候，月氏势力日渐强盛，连后来不可一世的匈奴首领头曼单于都要把自己的儿子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冒顿险些被杀，后来盗得一匹好马，逃回匈奴，才免得一死。秦汉之际，月氏打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迫使乌孙迁徙到天山以北的地方，乌孙于是依附于新立的匈奴单于冒顿。冒顿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累，逐渐强大起来，打败了东胡，夺得了河套地区，前177年或者是前176年，匈奴开始进攻月氏，迫使月氏西迁，匈奴成为北方草原直至西域的新霸主。
 

 
 

汉朝建立后一直受到匈奴的侵扰，经过70多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即位后，日渐强盛起来的大汉王朝，开始反击匈奴。为了打击匈奴在西方的势力，汉朝希望联合被匈奴击破的月氏，左右合击匈奴，故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了一个一百余人的使团，去寻找月氏人。张骞在经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擒获，送到匈奴单于那里，匈奴单于非但没有杀害张骞，反倒给他娶妻，让他归降匈奴，张骞不失汉节。十多年后，趁匈奴内乱，继续向西，等他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时候，月氏已经再度西迁，于是张骞到达大宛国，大宛听说汉朝富庶，愿意与汉朝交往，便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再由康居送到月氏。这时的大月氏已经越过阿姆河，彻底征服了大夏，占领了阿姆河南北的大片地域，土地肥沃，社会安定，已经没有了向匈奴报仇的意思了。
 
 

“不能得月氏要领”的张骞只好开始回返汉朝，沿塔里木盆地南沿，就是丝绸之路南道回国。回国的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擒获，又过了一年，张骞趁乱逃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前126年回到长安。虽然张骞联络月氏夹击匈奴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张骞带回了匈奴的虚实消息以及水草所在，也带回来西域各国的消息。于是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越过祁连山，进攻河西走廊，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汉朝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打通了丝绸之路。

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时的金城、河西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与西域的使臣、商人频繁地来往于盐泽一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合居住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夹击匈奴，并希望他们可以返回故地，张骞抵达乌孙后，乌孙王年老，大臣、太子争权，乌孙王只是表示愿意与汉朝通好，不愿东迁。张骞的副使们，先后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等地，这些国家的使者也随汉使来到长安，从此，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其实，曾经强大的月氏人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敦煌、祁连间”，在中国西北的广阔天地里面，都有月氏的身影。也正因为月氏的分布极其广，所以当月氏的主体西迁之时，有大量的月氏人出于各种原因留存下来，与迁走的“大月氏”相对应，留下来的民众被称作“小月氏”，他们与各民族交错杂居，到了三国时期，还有凉州月氏协助蜀汉进攻曹魏的记载。对于月氏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他们应该和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大多数先民一样，是白皮肤的游牧民，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他们或许就是早期东迁的塞人的一支。乌孙人和月氏人一样，也是白皮肤操印欧语的游牧民。但是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欧亚大陆中部的诸多民族如伊朗人、吐火罗人、楼兰人、于阗人都是操印欧语的白种人，但是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和中原地区的汉人以及漠北操阿尔泰语的诸民族之间有过各种交流，不仅仅是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还有人种的交流，只是有的多有的少而已，并且这已经被考古学证实。
 


4、粟特
 
粟特人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粟特人的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也是相对较大的粟特王国，还有，位于苏对沙那的东曹国、劫布呾那的曹国、瑟底痕的西曹国、弭秣贺的米国、屈霜你迦的何国、羯霜那的史国、赭时的石国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中国史籍称他们为“昭武九姓”，其实有时候不止九个国家。

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国、贵霜帝国、嚈哒国等。粟特人在各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更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
 

 
6世纪中期，突厥开始兴起，灭柔然之后，在从蒙古高原到高加索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帝国。558年，突厥打败嚈哒，杀其王，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其领土，粟特自然被归入突厥统治之下。突厥对粟特地区的统治方式也和嚈哒相似，同样是间接统治，接受粟特诸国的臣服纳贡，而不强去改变诸国内部的统治关系。突厥还利用粟特的经商及语言才能，进行东西方商贸活动，牟取利益，在突厥王庭，也有粟特人的政治参与，突厥史料中常见的“群胡”“诸胡”主要就指粟特人。突厥分裂后，粟特受制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即位后，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汗廷于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由此可见，西突厥对粟特地区的控制，也只是派遣突厥官员分驻监督收取贡赋而已，粟特诸国原来的国王仍旧保持着实际的统治，并仍以本国的名义进行外交，政治上有很大的独立性。
   
　　
657年，大唐显庆二年，高宗遣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与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分南北道并进，大败贺鲁，彻底消灭了西突厥。在这种背景下，658年，唐帝国在葱岭以西设立了一系列都督府，在粟特地区相继设立的有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安息州、木鹿州、南谧州、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5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2页。)霜州、佉沙州等，这些府州机构，只是一种羁縻机构。都督、刺史等长官也由外族首领担任，都督府内部也保留外族原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督、刺史之职可以世袭，唐政府不予干涉。羁縻府州只是定期向唐朝贡，可见唐朝对粟特诸国只是拥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同突厥一样，也没有落实到对其地实行直接的统治。

 
 
 

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扩张运动。654年，阿拉伯人越过阿姆河进入撒马尔干地区，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被拥立为哈里发，建立倭马王朝，迁都大马士革，同年，波斯萨珊王子卑路斯逃到中国，请唐朝派援兵，唐高宗未许。瓦立德时期，任命屈底波为呼罗珊长官，开始了对粟特地区的再次征服。772年，康、米二国最后向唐朝贡，但实则二国已亡，此次朝贡很可能为商人冒名，此后，昭武诸国便不见于我国史籍。阿拉伯人占领粟特地区后，曾强行迫使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拆毁了大量佛寺、祆寺，但这一政策变化，当有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在占领初期，为缓和矛盾，阿拉伯人所采取的政策应当也同之前的统治方式相同，据《阿拉伯通史》所论，屈底波在被征服地区所委派的阿拉伯代理人，只是些军事上的监视者和收税官，他们和土著的统治者肩并肩地执行职务，那些统治者可能还保留有民事上的执行权。在穆格山文书中也有反映，721年，原米国国王迪瓦施梯奇就在阿拉伯人支持下称粟特王。可见，阿拉伯人的统治方式依旧是以合作为前提，似乎在伍麦叶时期，也没有大力强制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其后几个世纪，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逐渐成为阿拉伯人的政治及宗教中心，粟特文化也因长期的伊斯兰文明浸润，逐渐被阿拉伯文化取代。
 
粟特诸国一度曾归附大唐王朝，那时，他们已成为大唐帝国之成员，大唐皇帝之百姓，虽然有时仅仅是名义上的归附，但这也无疑会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利之所在，无远弗届的粟特人，自然要奔波在去京城长安及中原的路上，或为朝贡、或为求仕、或为经商、或为求学、或为传教，他们之往长安，犹如闽粤、巴蜀、南诏、渤海之入长安，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留下并定居下来，如繁星点点缀在中华大地之上。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文化却保留了下来，这也正是中原、河西诸地多有粟特人聚落、墓葬的原因。粟特诸国处在中西交通的中心，他们的流动，就把中原的丝绸、瓷器、文化传播到西方，把西方的艺术、宗教带来内地，中西文明得以交融，一个繁花似锦、灿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时代也伴之而生。
 

5、吐蕃

吐蕃是由活动于今天西藏山南地区的藏族先民雅砻部落建立起来的王朝。松赞干布时期，逐步征服了象雄、吐谷浑等地，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朝。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松赞干布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唐蕃交流日趋紧密。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继位，禄东赞辅政，禄东赞去世后，其诸子专权，与唐朝争夺河湟地区及安西四镇。669年，吐蕃出兵攻陷唐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合兵攻占龟兹拨换城，安西四镇一度失守，692年，武则天派遣王孝杰大破吐蕃，夺回安西四镇，此后战事延宕，双方各有胜负。698年，赤都松赞普诛灭禄东赞次子钦陵，禄东赞三子赞婆投唐，吐蕃国力衰弱，唐蕃之争暂时告一段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河西大片土地，766年，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甘州、肃州相继沦陷，776年，瓜州陷落，786年，坚持抵抗吐蕃十余年的敦煌陷蕃，由于阎朝等人和敦煌各阶层民众的齐心努力，敦煌在械尽援绝，“勿徙它境”的条件下，接受了吐蕃王朝的管辖。

吐蕃在统治敦煌初期就采取了各项措施，严禁吐蕃将领乘战争混乱、社会动荡之机侵夺沙州人口、土地，进而推行清查编造户籍的措施。吐蕃在统治敦煌中后期，按其本部的部落、将制，结合唐代的乡里制，重新编造了敦煌户籍制度，其旨在于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为其征发劳役及征收赋税提供准确数据。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过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吐蕃占领敦煌后，大量的吐蕃人进入敦煌地区，与原有的汉人、粟特人等在社会空间内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在吐蕃统治时期的结社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人、吐蕃人、粟特人等共同参与结社，进行丧葬互助等社会活动。在藏文社邑文书中，也有以吐蕃人为主体建立的社，他们一方面受到汉人结社的影响，另外他们也保持了自身的一些特性。通过结社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各族百姓在社会活动领域进行着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佛教不仅没有遭到打击，反而更加兴盛起来，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汉藏佛教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丰富两地佛教文化的内涵，推动两地佛教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842年，吐蕃发生内乱，赞普朗达玛被杀，云丹、微松二子争立，论恐热、尚婢婢展开混战。848年，敦煌大族张议潮联络当地豪族，率领民众起义，建立起归义军政权，驱逐吐蕃。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粟特人就是在归义军时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张议潮父亲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为妻，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建立了归义军政权，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粟特人安景旻为归义军节度副使。在整个归义军时代，无论是前期的张氏，还是后期的曹氏，吐蕃、退浑、通颊、党项、龙家、回鹘、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6、回鹘

回鹘的远祖是秦汉时期活跃于漠北乃至西域的丁零，后来又演变成铁勒、高车，至隋代始有乌护、袁纥之谓，唐代称回纥、回鹘，隋唐之际，回鹘分布在突厥以北的娑陵水流域，过着游牧生活，人口达十万。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回纥诸部联合薛延陀部进兵东突厥，大败突厥，逐渐摆脱了东突厥的控制。631年，东突厥灭亡，回纥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草原，当时薛延陀虽内部组织涣散，但仍有强兵20万，严重威胁着唐朝的边境安全。646年，唐朝发兵助回纥灭薛延陀，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纥兼并了薛延陀在漠北的大片土地，势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可汗，漠北回鹘汗国自此建立，此时的回鹘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南邻大唐，尽有突厥故地。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回纥可汗上书唐朝，请将“回纥”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获准，以后史书多以“回鹘”见之。直到840年，黠戛斯击败回鹘汗国，漠北回鹘汗国称霸漠北近百年之久。

 
 
9世纪30年代，回鹘汗国由盛转衰，内部矛盾激化，宰相拥兵自重，互相杀戮，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瘟疫流行，回鹘汗国又受到黠戛斯的夹攻，霎时分崩离析，部众四处逃散。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回鹘部众四散，投吐蕃的后来发展成甘州回鹘，投安西的后来发展成西州回鹘，也叫高昌回鹘，投葛逻禄的后来发展为葱岭回鹘。诸回鹘政权各有分合，甘州回鹘最强盛时期统一了河西走廊，高昌回鹘则统一了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大片区域，葱岭回鹘在与当地诸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后来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主体，此外，沙州附近的回鹘部落一度建立了沙州回鹘王国。
 
回鹘汗国存在的百年间，基本上同唐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尽管相互之间曾出现过冲突与矛盾，但就整个关系而言，仍是友好为主，这从历任可汗接受唐王朝册封，回鹘两次助唐平乱，唐廷三次下嫁公主，即可说明。此外，唐朝与回纥之间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茶马贸易，回纥助唐平乱后，绢马贸易更是达到高潮。回鹘西迁后，分处河西、安西、葱岭各地，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庭州、龟兹等地，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这对于发展中西贸易，更是得天独厚。唐、五代、宋、辽、金各朝以至西夏，要通往中亚各地，都需要经过回鹘，诸回鹘政权渐渐取代粟特人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体，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五代以降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回鹘时代”。当然，绢马、茶马贸易也使得诸回鹘政权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7、党项

南北朝时期，党项主要分布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地区，隋唐时期其势力逐渐发展，唐初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唐，被赐李姓。唐朝初期，因吐蕃的强大和扩展，党项不堪吐蕃的挤迫，开始内迁。七世纪后期，唐朝把北迁的党项人安置在庆州一带。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尽占河西之地，这些地区的党项部落再次北迁银州以北，夏州以东。881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再次被赐李姓，封定难军节度使，管领夏、银、绥、宥、靖五州，设治所于夏州。作为藩镇之一的夏州党项势力不断壮大，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
 

 

宋朝建立后，党项臣属宋朝，被赐赵姓，宋朝为完成统一，试图直接管辖银、夏诸州，党项部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执意与宋分庭抗礼，党项首领李继迁又迎娶辽朝公主，得到了辽朝的强力支持，东侵西扰，劫掠各族。面对党项的侵扰，北宋王朝采取了联合甘州回鹘和吐蕃诸部牵制、打击党项的策略，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诸部也因为受到党项的胁迫、劫掠，急欲和中原王朝联手打击、削弱党项。基于这种原因，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诸部加强了同北宋的贡使关系，回鹘可汗禄胜派遣枢密使曹万通入贡于宋，请命讨伐党项李继迁。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首领虽然屡次遣使请求合兵攻击党项，宋朝廷态度却是消极的，并没有出兵，且对吐蕃部落颇存戒心。党项则表面向宋称臣，暗地里加紧了对河西的争夺，自李继迁谋攻甘、凉向河西扩张起，又经李德明多次对甘、凉的征战，终于在元昊时期完成了对河西的经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1038年，元昊称帝，党项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傲然屹立在西北中国。河西的粮食、战马也源源不断地供给党项军队，使其可以全神贯注地与宋、辽一争高下，而此时的宋甚至是辽却都已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阻止党项的发展，一个拥有辽阔地域，丰富物产，地理位置优越，扼制丝路咽喉的西夏国崛起了。
 

 
西夏控制河西走廊这一丝绸之路咽喉长达二百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史料的缺乏，学者一般都认为西夏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但是随着《天盛律令》的公布，人们从中发现了反映西夏与大食、西州回鹘等之间贸易的法律条文，于是学界纠正了之前的错误看法。西夏处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政权之间，与周边各民族、各政权间展开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西夏不仅积极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丝绸古道，还开辟新丝路，通辽“直路”的突出意义表现在把东西向的河西路与居延路连接在一起，具有深远的影响。西夏经济结构单一，资源相对匮乏，受自然环境和生产力的限制，对贸易依赖性较强，所以对丝绸之路贸易十分重视，故西夏实行商业优惠政策，以保持丝路的畅通。为最大程度地获得丝路贸易的丰厚利益，驻军保护丝路驿站，抽取关税，并使官商在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这些措施为西夏带来巨大的利益，使其地处西北一隅而能够长期抗衡宋、辽、金。当然，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有效管辖，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整个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
 
小结
丝绸之路是多民族融合的家园，在这条道路上，斯基泰人、塞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回鹘人、吐蕃人、党项人自东向西迁徙；希腊人、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自西向东迁移，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长期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丝路文化。各族人民逐渐在丝绸之路沿线定居繁衍生息，犹如繁星点缀在中华大地之上，虽然很多民族至今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也正是今天丝绸之路沿线多有少数民族聚落、历史遗迹的原因。各民族各地区之间虽然会发生冲突与战争，但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是主流，丝绸之路上诸民族、部落间的流动、贸易、交流、融合，使得中西文明得以交汇，一个繁花似锦、灿烂多彩、百花齐放的丝绸之路文化也伴之而生。只有了解丝绸之路文化，认清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才会懂得在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多个民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如何共同组成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爱国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才会自觉地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