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除中国外，日本、法国、俄罗斯、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德国、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敦煌学研究，其中尤以几大敦煌文书收藏国的研究最为活跃。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起始于1909年，同样与伯希和敦煌盗宝后1909年的北京之行大有关系。当时正在北京的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伯希和并观赏了他行箧中的敦煌写本，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出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并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11月12日大阪、东京两地的《朝日新闻》同时进行了报道，成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文献”。此文使日本学术界大为震惊，内藤湖南等立即致信罗振玉，获得了一批写本照片和中国学者的介绍文章，并于11月底将这批资料和他们的简单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学术界。
　　
稍后，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北所获文书陆续运到京都，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特别是其京都地区“敦煌热”的升温。20年代后，日本学者开始到北京、巴黎、伦敦、柏林等地调查搜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资料，整理刊布了几部资料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藏卷少的不足。随后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如矢吹庆辉的《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遗》及《唐宋法律文书研究》，小岛祐马的《沙州诸子二十六种》，神田喜一郎的《敦煌秘籍留真》及《新编》，松本荣一的《敦煌画之研究》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曾一度处于低谷。至50年代中期，由于大谷文书的再现和英藏敦煌文书胶卷等的获得，及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的问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迅速复兴。1953年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它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58～1962年间出版了六册《西域文化研究》，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1957年东洋文库也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所劫文书胶卷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公文书、寺院文书、道教文书和文学文献4大分册，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佛教及通俗文学文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西村元祐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山本达郎的《唐代均田制研究》、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藤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塚本善隆的《敦煌佛教史概况》、竺沙雅章的《敦煌的僧官制度》等都处于同类研究的前列。

进入70年代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我国隋唐时期社会经济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受各国敦煌学家重视。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堀敏一的《均田制研究》、日野开三郎的《唐代租庸调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各有专攻、集体合作的方式，集中一大批在各自研究领域很有造诣的学者，共同编撰出版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大部头著作，如《西域文化研究》、《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及80年代后出版的《讲座敦煌》、《大谷文书集成》、《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丛刊等，这些大型著述在世界敦煌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是与其获得敦煌文物同步开始的，并在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位世界知名的有为学者。如：沙畹、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拉露、石泰安、麦克唐纳夫人、哈密顿、吴其昱（法籍华裔）等，他们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如《吐蕃僧诤记》、《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汉藏走廊古部族》、《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五代回鹘史料》等。1973年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成立“四三八联合研究组”（敦煌文献研究组）以后，法国学者著述更多，已编印了几本论集，其研究范围涉及宗教、文学、语言、历史、社会经济等众多领域，在古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民族文字写卷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尤令世人瞩目。因而可以说，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是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俄国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较晚。鄂登堡劫走敦煌文书后，仅与另一位探险队队员杜金发表过几篇文章介绍敦煌之行。至1930年才由修茨基发表了敦煌写本《文选》的俄译本，这是苏联公布的首篇敦煌文书。30年代以后，弗鲁格开始整理登录敦煌文献，但遗憾的是在他于1942年去世以后，此项工作又告中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始于1957年敦煌研究组的创立，在该组创建过程中我国学者郑振铎、梁思永等曾给予帮助。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敦煌学研究者主要是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其研究领域分别为敦煌文学和敦煌社会经济，研究成果主要是1963年、1967年出版的两卷《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和1983年出版的《敦煌汉文文书》等。

英国是敦煌文书文物的主要收藏国之一，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旅行记》等报告集收录了一些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此后，英国的敦煌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文书编目和资料刊布方面。如翟理斯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魏礼编《斯坦因敦煌所得画目录》，贝利著《于阗语文书集》和《于阗语佛教文献集》等都是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但是，这些论著出版后英国的敦煌学研究渐趋中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专门的研究组织和重要研究成果问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合编《英藏敦煌文献》获得巨大成功后，敦煌学研究才再度受到重视。目前由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等主办的国际敦煌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网址为：http：//idp.bl.uk）在国际敦煌学界，特别是年青学者中拥有较大影响。这个项目旨在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收集刊布散见于各国的敦煌文书和敦煌学研究著作，以推动敦煌学的发展。目前该项目的工作范围已经从敦煌扩大到了西域、中亚。如果其各项预定工作目标均能顺利完成，将会对相关学科产生极大影响，可见其主创者很有远见与魄力。
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较为分散，除韩国于1987年成立了敦煌学会以外，多为学者个人研究，但他们的努力同样令人注目，必将促进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
 
自1909年首篇敦煌研究文章问世至今，敦煌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经过各国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她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越来越为普通群众所接受。今日的敦煌学正处于生机无限的上升时期，随着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她必将会为中华文明史增添更多的绚丽篇章。
 
结束语
 
探究敦煌的历史虽然也像研习其他地区史那样要借助史籍与方志，但是我国传世史书中对敦煌的记载却远较其他地区简略，有时甚至出现了大段的空白。这并不是因为敦煌不够发达、不够重要，而是由于敦煌偏处西陲，曾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或沦为异族领地，或自建了独立半独立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状况，中原无以闻其详，史官无以书其状。故而传世史书能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也就很有限了，我们必须更多依靠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来补其不足。

敦煌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又是当地人书当时事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改篡，足资证史，也最可凭信，是不可或缺的难得史料。敦煌文书流散后，近百年来各收藏国，特别是我国学者就这些文书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借此勾勒出了敦煌地域史的基本脉络，使敦煌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存留历史真相最真切最丰富的地区而熠熠生辉。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保存有数量如此巨大，内容如此繁复，跨越时间如此长久的地方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揭示的全方位的敦煌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形象生动地认知我们伟大民族成长演进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

但是，敦煌文书并不是系统的历史档案，其内容的分布很不均衡。这与文书的来源和当初封闭藏经洞的原因密切相关。关于这两点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一说主张洞之封闭系沙州人为避战乱，将实用文书封存留用；一说则主张系当地人出于敬惜字纸的传统习俗，将不适用的故纸废弃封消。无论支持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藏经洞中的文物并非有系统有条理的档案文卷，而是仓促或随意堆积而成的集合体。这样，这些文献所供给后世的史料必然不够全面均衡，换言之，我们在介绍敦煌历史时自然要受史料局限而详略不一。

所幸的是，敦煌文书数量至巨，涵括至广，目前已被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汉文卷子，大量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些卷册甚至还未编目公布，敦煌文书潜在的研究价值非常大。相信随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对敦煌历史和敦煌学本身都会有更新、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