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穿过克什米尔进入新疆，在远远看到维吾尔语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时，他兴奋不已，意识到“已经进入要进行研究的地区”。

当时，古文字学家赫尔勒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抄本残片的研究文章发表，暗示了该地区历史的复杂性。瑞典人斯文·赫定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带回了大量实物。这一系列事件让野心勃勃的斯坦因看到了在中国西北出人头地的希望。

斯坦因的第一次考古之旅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和拉瓦克大有斩获，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离开。1906年的第二次考古之行则令他意外地收获了敦煌的无价之宝。

之前斯坦因已得到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且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斯坦因马上前往敦煌。在精明的中国师爷指点下，他打算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执着”的性格，“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得到这批文物。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所以他总是在王道士面前把有关玄奘的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竭力让王道士相信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的故乡一定功德无量。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约定这些银两为“功德钱”。

 
王道士把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交给斯坦因，也因之交出了敦煌一度辉煌的历史。从汉武帝起，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一直修筑到敦煌以西，设立起玉门关和阳关，从此敦煌成为由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从5世纪至11世纪不等，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四个，为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会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因此，谁得到了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谁就能有机会复活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
斯坦因造访敦煌36年后，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闻名的向达随西北史地考察团前往敦煌。他精力过人，敦煌相关学识之富，堪为国内考察人员之首选。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敦煌。两次珍贵的敦煌之行让他得以深入西北，日后他在《西征小记》《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中写道：“自安西至敦煌旧为四站，二百八十里。三十一年尚无公路，汽车即循大车辙道，顺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颇崎岖。”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对日战事最艰难的时光，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日渐黯淡与渺茫，但西北的世界却如同世外。身为学者的向达一行身在西北，更身在历史活灵活现的存在当中。过往的那个世界中有一个民族强大而深厚的存在，那是一种静默无声的生机与力量。

经过汉代玉门关及阳关遗址时，向达一行如入古城，如游墟市。沿途所见胡杨成林，汉唐烽燧掩映其间，薄暮时夕阳斜照烽燧以及土阜之上，反射后呈黄金色，似蜃楼，又似海市，令人心疑此身不在荒漠之中。初见莫高窟令向达感慨万千：“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至西千佛洞，向达瞻礼北朝遗迹，徘徊不忍去。其后，他“朝夕徘徊于诸窟之间，纵观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迹……神游艺苑，心与古会，边塞行役之苦，尘世扰攘之劳，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向达这些考察所见，后来都形成言简意赅、内容丰赡的记录。他在两次敦煌之行中亲自进行考古发掘，做古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以科学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其实，向达早年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就与敦煌结缘。1935年秋，他更因“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

在斯坦因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察队从中国西北荒凉沉寂的地方不断传出惊人消息，埋藏在那里的汉简、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文书上的多种文字都牵涉到久远的时代，并暗示出被丢失的记忆。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密集地来往着各种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从1876年起，50年间进入中国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队大约有42支。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等人也接踵而至，捆载而归，敦煌文物大量流散海外。

向达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书籍著称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 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1937年末，又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考察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在巴黎期间，还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

事实上，英国人把大量敦煌经卷拿走数十年，却连一个起码的目录也未能编写出来。向达在国外抄录整理，留下约一二百万字的材料，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后来，他据此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来藏经洞文书在中国亦成就一门敦煌学，这与向达的相关研究和考古工作密不可分。
 
当年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并非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斯坦因到来，数年中已有不少经卷通过王道士之手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王道士曾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未获重视。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未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而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地方官潘震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询问对方：“为何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斯坦因沉默不答。

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作出决定，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并把剩余卷子运往北京。但在运送路途中文物又一次严重流失，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无非是被拿去求官、卖钱，或是纳入私囊。

 

陈寅恪曾经如是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对中国学界实在是个警醒，从此，中国关于历史学的概念发生了现代转化。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四大发现。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之初，中国学人大多反应迟缓。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而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又移到历史博物馆，后因经费短缺，其中3/4的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博士吴欣说：“中国过去的历史着重考据，主要依靠正史。但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需要从考古的方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法。敦煌文献就证明了二重论证。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没有的，鲜活的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和毫末。能最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态。”可以说，正是敦煌文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从此，中国的学者可以通过文本与实物去复原历史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