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时期的敦煌

 
汉代是敦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正是在汉代，发生了张骞凿空、征战匈奴、设立郡县、徙民实边、用兵西域、开拓丝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正是在汉代，河西走廊从地理的走廊发展成了历史的走廊，敦煌从荒僻的边地发展成了繁荣的重镇。可以说，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是敦煌地区的开拓者，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基于西汉，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起始于西汉。
 
1、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曾经经历过几次反复。

早在刘邦建国不久，强大的匈奴就已成为西汉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铁骑不断南下寇边，掳掠人畜、财物，破坏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终于迫使汉朝动用武力，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由刘邦亲率大军与匈奴激战于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结果是汉军失利，陷入重围，断水断粮7日，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巧用陈平计策突围，高祖等才得生还。这次的失利表明，在社会经济凋敝，割据势力严重，国力虚弱的汉初，中原王朝还无力抗击剽悍的匈奴。所以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与匈奴言和，采用和亲的政策以求苟安，将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并赠送大量丝织物、酒类等，以维持和平局面。从高祖到武帝，西汉曾先后将4位公主远嫁匈奴单于。

但是，“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西汉的妥协并没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仍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地，并恣意向各方扩张其势力范围，特别是月氏和乌孙相继西迁后，匈奴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对汉朝西北边地的直接威胁更大了。河西水草丰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河西又位居要冲，匈奴据此，南可与羌人相勾结，西可控制西域，把持住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断汉朝和西域的联系，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在西域设置了僮仆（意为奴隶）都尉征敛赋税，大大加强了其军力、物力。到汉武帝登极时，匈奴环处于西汉王朝的西北方，已成为汉朝最严重的边患，而河西与西域正是其对西汉进击的一只强有力的右臂。

不过，汉武帝时的西汉已不再疲弱可欺。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其中央集权已得到加强和巩固，“文景之治”的积极成果也使西汉经济发达、国力大增，士兵、军马及军械粮用都很充实，完全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壮盛之年在位执政，征讨匈奴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张骞出使西域

为打败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首先进行了一番周密筹划。当时西汉已和匈奴进行过小规模争斗，俘虏了一些匈奴人。汉武帝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单于打败月氏王以后，曾命人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酒器，因而大月氏西迁后仍然十分怨恨匈奴，新王一直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势单力薄，没有同盟者而不敢妄动。据此，汉武帝遂设想与大月氏联手，合击匈奴。

但是月氏居地与汉地相距遥远，要想到那里去必须经过匈奴人占领的河西地区，当时汉朝人对河西和西域地区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都很有限，路途艰险莫测，出使任务十分艰巨，很难找到合适的使者，汉武帝只得在全国进行公开招募。

应募者中有一位郎官，非常机智果敢，强健刚毅，此人就是后来名播中外的张骞。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一说建元三年），中选者张骞率领100多人组成的使团，由奴隶出身的甘父做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西进。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人俘获，匈奴单于不允许他们经过匈奴控制区出使月氏，将他们扣留了10年，并为张骞娶妻，后来还有了孩子。但是张骞始终不忘汉廷使命，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终于逃离匈奴地区，到达大宛、康居，并最终抵达大月氏。
 
可是此时的大月氏已征服了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由游牧生活开始向农耕、定居转变，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很少受到外敌的侵扰。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再与匈奴争斗，没有答应汉朝合击匈奴的要求。张骞在其附近考察了一年多，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踏上归途，在经过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虏获，直到一年多后的元朔三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携妻带子，与甘父一同回到了汉朝。

张骞此行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政治使命，但意义却远远超出其直接使命。早在张骞之前，我国史籍中就有过一些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但是作为官方使节，张骞却是中原王朝出使西域的第一人，因而司马迁将他这次出使称为“凿空”西域。张骞此行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书写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同时他还带回了有关西域等地的大量见闻和丰富知识，开阔了汉人的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张骞还朝后，曾就此行向汉武帝呈交了一个翔实具体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所经各地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以及风俗习惯等，为汉朝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报告后来被收入《汉书·西域传》，是我国有史以来有关敦煌河西及西域地区最早的确切记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13载，去时100多人，归来时却只有他和甘父2人，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将他们分别封为太中大夫、奉使君。
 
 
3、汉武帝时争夺河西敦煌的军事举措

在派出张骞的同时，汉武帝也开始进行军事准备，以便随时与月氏联合，武力征讨匈奴。但张骞一去多年，杳无音信，而匈奴却频频侵犯汉境，汉武帝不得不作出了单独反击匈奴的决定。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以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大战役最具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敦煌河西地区的繁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战。汉武帝组织这场大战役的目的就在于争夺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这场战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是春，汉武帝派遣青年将领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迂回，汉朝军将翻越祁连山，转战6日，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进击1000多里，杀掉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损近万人。

第二阶段在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两路出北地和陇西进击匈奴，尽管公孙敖军在进军途中迷失方向，使原作战方案落空，但霍去病一路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霍去病率军大战2000里，渡过居延泽，直逼祁连山，斩、虏匈奴3万余人，基本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力量。

河西之战汉军两次歼敌共4万余人，使匈奴贵族受到沉重打击。但更重要的是汉军的胜利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长期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因在河西之战中惨败，遭到了匈奴单于的猜忌和怨恨，单于准备将他们召回王廷处死。休屠王和浑邪王得知大祸临头，便决定归降汉朝，并派人同汉朝取得了联系。元狩三年秋，汉武帝派霍去病领兵相迎，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霍去病也率兵杀掉了匈奴哗变士兵8000多人，护送浑邪王及其部众4万余人归降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及其亲信数人为侯，并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郡故塞之外，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之战大获全胜。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得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版图，西汉王朝开始据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
 
 
4、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西关系的发展

汉军打败匈奴之后，张骞便向汉武帝建议派使者出使乌孙，与乌孙联合，以巩固反击匈奴的战果。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很快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拜他为中郎将，于元狩四年再次西行。
 
张骞此次出使与前次相比大不一样。首先，使团的组成规模远较前次庞大、壮观，它既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又是一支规模宏大的商队。这个使团中除张骞外还有许多持节副使，可以沿途分赴各地，扩大交往范围，其他随员也成倍增加，共有随从约300人，每人各备2匹马，又携带着成千上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及1万多头牛羊，可以与所到诸国进行物资交换。其次，使者们所面对的形势要比前次优越得多，此时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处在西汉的统治之下，使者们不必再过多担心匈奴骑兵的袭击，可以跃马扬鞭，顺利前行了。因而这次张骞所率的使团很快就到达了乌孙。

只是乌孙王已经年老体衰，国内又纷争不安，对汉武帝劝他们东迁故地，共击匈奴的事一直定不下来。于是张骞便把副使们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自己则携同乌孙的答谢使者一同返还。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被汉武帝拜为大行令（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改为大鸿胪），第二年便去世了。

张骞死后一年多，他当初在乌孙派往大夏等地的使者都在对方使者的陪同

下陆续回到了汉朝。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便开始和汉朝正式交通往来，中西交往更为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外国使者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中国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起或十余起。通过频繁的交往，中国的文化与物产，特别是丝绸源源不断地传向西方，西方的火浣布等也传入了中国。这些交往既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使位于丝路必经之地的敦煌变成了连接东西的交通枢纽。此后，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实行进一步的开发经营，为敦煌以后的繁荣兴盛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于敦煌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敦煌人民从没有忘却张骞的功绩，今日莫高窟中还存有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见图1）。

　　
 


5、敦煌郡的设立
　　
占有河西地区以后，为施行有效统治，西汉先是于元狩二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区设立“酒泉玉门都尉”，隶属于邻近的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故数年后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设张掖郡和敦煌郡，与先设的二郡合称“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认为四郡的设立次第是先酒泉、张掖，后敦煌、武威）。
 
关于敦煌郡的确切设置年代，历来异说纷陈。最早的为元鼎六年说，最晚的为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出现众多歧说的原因在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各不相同，即便是《史记》中的《匈奴列传》与《大宛列传》，《汉书》中的《武帝纪》、《食货志》和《地理志》之间的记载也自相矛盾，而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与《汉书》的载录又不完全一致。学者们每每援引的是《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和《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现在流行诸说所主张的敦煌建郡年代皆在上限元鼎六年和下限后元元年范围之内，尤以元鼎六年说更易为人接受。

敦煌郡的建立是敦煌史上的大事，是敦煌正式划归汉帝国版图的开始，是确立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关键一步，而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始于敦煌郡的建立。

西汉时敦煌郡管辖的范围东及渊泉（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西到阳关（今敦煌市南湖乡），北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实际上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包括今敦煌市、玉门市西部、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以及新疆哈密市、焉耆回族自治县、库尔勒县、若羌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见图2）。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期的敦煌郡统辖6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县，其具体情况大致是：

敦煌县，为郡治所在，其郡治位于今敦煌城东南，濒临党河西岸（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即1725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郡治），该县主要分布在党河东西两岸的绿洲之上。

冥安县，得名于冥水，冥水即今疏勒河。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为：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效谷县，其县治的确切位置，目前尚有争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的墩墩湾故城即是汉效谷县城。该县因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人崔不意在此教民力耕，“勤效得谷”而得名。

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而得名，县治约在今安西县的东四道沟一带。汉渊泉县主要分布于冥泽以西诸泉之间的绿洲上。

广至县，位于今安西县南踏实乡西北的破城子就是汉广至县城。县区主要分布于榆林河（又名踏实河）下游绿洲，四境为：东接冥安县，西毗效谷县，北至汉塞墙，南抵大雪山。
 
龙勒县，因县南有龙勒山而得名，县治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该县主要分布于今南湖绿洲，包括今敦煌市西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北部部分地区。阳关、玉门关均在龙勒县境内。

西汉武帝时敦煌郡下属6县的位置大致如上。到王莽统治时期辖境沿仍未变而曾将郡名改为敦德，敦煌县亦改名敦德亭（吴礽骧、余尧等学者据汉简考证出王莽曾在始建国元年改敦煌为文德，随后再改文德为敦德），又将广至县改名广桓县。
 
按照汉制规定，县下还有乡、亭、里的设置，百家为1里，10里为1亭，10亭为1乡。但敦煌地区地旷人稀，如敦煌县，人多时2000多户，少时则只有1000余户，所以1县至多只能置二三亭，尚不足设1乡，因而在出土的大批汉简中始终未发现有敦煌设乡的记载，只见到一些里名，如敦煌县的疆利里、大会里、南关里、寿陵里，龙勒县的万年里，效谷县的宜禾里，广至县的安庆里等。

据上述情况推测，西汉末敦煌县的更名为亭或许也与县小人户少，只相当于一二亭有关。
 

6、敦煌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

鉴于对匈奴贵族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西汉王朝除在行政上设立郡县外，还在敦煌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

　　
 
首先，西汉于元封三四年间在敦煌设立了玉门关（见图3）和阳关作为通西域的门户。关于玉门关原来的位置，即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以前玉门关是否由敦煌以东向西迁至小方盘城的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激烈争论，但一般都同意太初二年以后玉门关位于小方盘城一带的说法。小方盘城在今敦煌市西北80公里处，为西汉玉门都尉治所，其西11公里处的马圈湾附近则为玉门候官所在的城址。相传古代和阗（今新疆和田）的美玉就是经由这里传入内地的，所以人们将这一关口称为玉门关。阳关位于今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附近，当地的古董滩原为汉阳关都尉治所，古董滩以西沙漠中存留的大片建筑遗址约为古阳关遗址。阳关北距玉门关70公里，因位于玉门关之阳而得名。这两关分别是汉丝绸之路北道和南道的必经关口，也是界限夷夏，防止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隘。

其次，西汉还在敦煌郡内修筑了众多城障烽燧，并相应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候望、通信系统。元封三年，西汉将河南之战后已加修到酒泉的长城又向西修筑到了敦煌郡的龙勒县，这样就将先此修建的，在籍端水（今名疏勒河）南岸东西排列的各个烽燧连接了起来。汉制在西北边防要地一般每隔5里建一个城堡和供施放烟火警报的烽台或烽墩，名为亭或燧，并派驻一定数量的屯戍士卒守护，由候长或燧长监管。隔若干亭、燧又修有较大的城堡，称为障，戍卒由候官统领，各候官则都隶属于都尉。那时敦煌郡内共设有4个都尉，即前面已经提到的玉门都尉、阳关都尉，及宜禾都尉和中部都尉。

西汉王朝对这些亭障烽燧的管理使用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对此有详尽载录。按规定，戍卒们未经批准，一律不得擅离职守，每时每刻都必须认真巡察。遇有敌情时，白天用烽表或烽烟示警，夜晚则使用巨（炬）火或积薪。这些通信设施在当时较为先进，通过它们可以用接力的形式迅速将敌情传至远方，甚至数千里外的首都长安。

敦煌郡建立后，汉朝还修筑了郡城外围的塞城、天田。塞城又称外城，是环卫郡城的重要屏障，塞城沿线也建有亭燧，称塞亭。天田，隋唐时又称土河，是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侦察设施，为挖于山口等必经道口上的深沟道，平日用细沙散土填平，使人过留迹，戍卒每日检视足迹就可以知道过往兵马行人的情况。

敦煌郡设立的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具有积极意义，它们共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也为敦煌地区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7、敦煌郡的建设与发展

自从匈奴浑邪王率部众降汉，迁居五属国以后，敦煌地区人口稀少，西汉政府遂积极采取措施加派戍卒，徙民实边以开发这一地区。

早在敦煌尚隶属于酒泉郡时就有部分移民被迁徙到了这里。敦煌立郡之后，西汉政府沿用秦和汉初在新设立的郡县屯田戍守、移民垦殖的办法，并于建郡当年及其后多次徙民至此。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原居内地生活无着的农民，也有一些是带有家属的罪犯囚徒，他们的到来使敦煌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西汉时人口最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敦煌郡已有11200户、38335人，占西汉全国103个郡国总人口的1/1500，这对繁荣发达的中原地区来说确实称不上人口稠密，人丁兴旺，但对建郡不久的敦煌而言却是极大的进步。经过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敦煌已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成了以汉人为主体民族的地区，经济生活也从以游牧为主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西汉时敦煌建立有严密的屯田组织，可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戍卒一面戍边一面生产，出征将士战时杀敌征战，平时种地耕田。军队自己解决吃粮问题，不仅减轻了内地转运军粮的沉重负担，还对开发建设敦煌及河西地区作出了积极贡献。军屯中戍卒们耕种的全是政府的公田，所需粮食工具等由国家供给，垦田的收获也全部送交官仓。从事民屯的移民则由西汉政府贷给种子、耕牛及农具，在官府组织下统一生产，交租服役，所交约为收获的40%～50%。西汉对屯田的管理十分严格，新开始屯垦的郡县一般都设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叫作农都尉或田官。
 
敦煌地区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农作物必须依赖引水灌溉方能生长。为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西汉政府在水利建设方面曾做了大量努力，动用大批劳力利用疏勒河和党河两河河水开渠引流灌溉农田，并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采取掘堰、筑堤、凿井等方式开辟水源和调节水量。汉武帝元鼎六年修建的马圈口堰就是敦煌最早的水利枢纽工程。

水利设施的完备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随着屯守的戍卒和徙边移民的到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传到了敦煌，并被推广普及。耕作方式由原来比较落后的“缦田法”（即在已经锄过的土地上，不分行列地播撒种子，地力用尽后休耕一二年），改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代田法”，这种代田法使甽垄相间，来年互调位置轮番耕作以调节地力，既使苗根扎得深，增强了农作物的抗风抗旱能力，又保持了土壤肥力，使耕地无须轮休，收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代田法的推广又与牛耕、耧犁的使用分不开，汉武帝在徙民屯垦时皆配给耕牛、耧犁，促使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具迅速传到边疆地区，对边地农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西汉政府多年的经营，敦煌很快就发展成了颇具实力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生产的粮食足以满足本地居民和戍卒的需要，甚至还有一定存余。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次西征大宛时，敦煌一地就集中安排了6万士兵、10万头牛、3万匹马，及驴、骡、驼等数以万计奔赴前线，充分显示了当时敦煌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兴旺。

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进步，丝绸之路的畅通更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

历史上敦煌的盛衰，始终与丝路的顺畅与否及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西汉统治者曾多次用兵西域，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迫使匈奴右地日逐王投降汉廷。西汉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轮台东北的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建立起的第一个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它使整个西域，也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正式划入了汉王朝的版图。10余年后，西汉又于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在高昌壁（今吐鲁番东南）增置了戊己校尉。
 
西汉经营西域的这些举措使得敦煌逐渐从防御匈奴的西部基地和远征西域的前哨阵地发展成了经营西域的根据地，为西汉争取和维护其对河西、西域地区的统治权作出了直接贡献，而西域的稳定和丝路的通达又反过来推动了敦煌的繁荣昌盛。自宣帝以后，匈奴力量衰弱，汉朝边患缓解，东西交通日益发达，河西敦煌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呈现出了太平繁华的景象，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西汉末期。
 
8、两汉之际河西敦煌地区的割据势力

西汉末年，中原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内乱频仍，而河西地区相对于板荡中原来讲，却还称得上富庶安定，它偏居西隅，少受战火侵扰，同时又地当走廊，进可攻退可守。在这种形势下，河西敦煌便成了割据者的乐园。

首先割据河西的是儒士隗嚣，他本是天水人，曾经担任过州郡官吏。公元23年，当听到更始帝刘玄新立，王莽军队连连溃败的消息后，隗嚣的部下便公推他为“上将军”，于平襄（今甘肃秦州伏羌西北）聚众起事，趁王莽死后中原大乱之机，占据了金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立，为“河西五郡”之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并派人和更始帝取得了联系。更始帝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封他为右将军、御史大夫。更始三年（公元25年）隗嚣得知刘秀在河北称帝，便图谋劫持更始帝东归，不料事情败露，只得逃归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河西却易手他人。

继之而起的窦融远较隗嚣有远见。窦融祖辈是外戚，依仗亲属关系曾累世在河西为官，因而他对河西的情况十分了解。王莽垮台后窦融率部归降了更始帝，得任张掖属国都尉，窦融立即携家眷赶奔河西赴任。到河西后，他积极结交权贵，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结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河西正需要强有力的豪杰统领，五郡太守、都尉很快就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霸据河西。窦融擅长理政修边，对内实行习武修文、保境安民的政策，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为政宽和；对外能有效地组织各郡共同抵御羌胡袭击，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使河西得以保持西汉以来的安定局面，周边郡国遭遇灾荒的百姓也纷纷投奔而来。
 
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积极向西发展，与当时割占天水，冥顽不化的隗嚣发生了冲突。窦融审时度势，积极支持刘秀的统一事业，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派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归顺东汉王朝。光武帝遂封他为凉州牧，统辖包括敦煌郡在内的12个郡国、98个县，成为河西地区的实际霸主。建武八年，刘秀亲征隗嚣，窦融率兵增援，攻下了许多城邑，被封为安丰侯。至隗嚣死，其子隗纯于建武十年降汉后，窦融在河西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光武帝于是诏他奏事京师，不久又任他为冀州牧，河西敦煌地区才真正处于东汉中央政权的直接掌握之中。
 
9、东汉时敦煌地区的政治状况

东汉时敦煌仍然是全国的重要郡国之一，并始终是东汉政权继续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加强中西交通的基地。
两汉之际，始终没有归服汉王朝的北匈奴乘中原离乱又逐渐强大了起来，东汉初年恣意在西域地区攻城略地，阻隔中西交通。西域各国人民迫切希望能与东汉恢复联系，并借助东汉之力驱逐匈奴。早在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西域诸国就曾遣使来朝，表示愿意内附，请求东汉重新设置都护府保护他们。但那时正值东汉政权建立不久，国内元气未复，还不具备反击匈奴和与西域密切关系的实力，因而光武帝未能应允他们的请求。
 
汉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时，北匈奴更加猖獗，已征服和控制了曾隶属于汉朝的西域大部分地区，甚至还驱使其西域属国多次进犯河西敦煌，严重破坏了边地汉民的生产与生活，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的东汉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建设，国力已大为增强，遂以敦煌为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仗是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进行的。是年明帝令窦固等统率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的甲卒及羌胡骑兵万余人，两出酒泉、敦煌，大败北匈奴呼衍王，追击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使自公元16年起断绝了近50年的丝路得以复通。
在这次战役中，我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班超脱颖而出。他足智多谋，机警善辩，深得窦固赏识，被选为出使西域的使者。此后班超一直在西域活动了30多年，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艰苦努力，基本未借助强大武力，很快就恢复了与西域中断了的联系，并使西域50余国都陆续归顺了东汉。
 
在军事与外交胜利的基础上，东汉政府于永平十七年在龟兹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屯驻高昌壁，又设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再次确立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但是，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不如西汉稳固，东汉时广大西域地区时而在东汉的控制之下，时而又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不能久通。公元77～91年东汉对北匈奴退让，放弃了西域，敦煌又经常遭受北匈奴骚扰。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出任西域都护，大将军窦宪领兵击破北匈奴，西域又得畅通，敦煌在此后十几年中发展成了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乃至中亚各国人民之间交通往来的联络点。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以后，东汉官吏庸劣，经常被北匈奴和一些西域小国攻杀，河西西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汉被迫罢西域都护，作为都护副贰的护西域副校尉从元初七年（公元120年）起常驻敦煌，丝路也再次中断。

东汉在西域统治的失利，反使敦煌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从汉安帝（公元106～125年在位）时起，东汉对西域实施的许多重要军事行动都是在敦煌太守的主持参与下进行的，同时从军出征或送亲人上前线也成了敦煌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常事。当时的敦煌太守似乎已逐渐代行起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丝路南北道的职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东汉晚期西域似乎还处在敦煌郡的羁制之下。桓、灵二帝时节度西域的大权收归凉州，仍多要通过敦煌来行使，敦煌和西域始终保持着特殊关系。可以说自公元2世纪初护西域副校尉常驻敦煌以后，敦煌已成了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其地位得到了东汉朝廷和西域诸国的认可，西域许多小国的质子都曾留住敦煌。
 
 
10、东汉时敦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东汉时的敦煌仍辖六县之地，与西汉时相较，辖境并无变化，只是将王莽时所改的郡县名称复原如旧，又将渊泉县更名拼泉县，在东汉末献帝（公元189～220年在位）时还曾一度将敦煌隶属于新设的雍州。

东汉初期，敦煌的经济还称得上殷富，自明帝以后就逐渐衰落了。东汉前期河西敦煌地区继续实行招民实边，屯田戍守的政策。如永平十六年东汉政府曾通令各郡国地方官将部分罪犯遣送到朔方和敦煌屯田，并允许他们的家属跟随前往，为敦煌地区增加了部分劳动力。但是，东汉时期中国北方各边郡人口普遍减少，敦煌虽是其中减员最少的一郡，与西汉相比，还是大不如前。早在东汉初年因与匈奴长期冲突，东汉就曾将部分居民徙入内地，随后与羌人连年争战，朝廷屡议放弃凉州，敦煌人户减少得更加迅速，远非少数移民所能弥补，至顺帝永和年间（公元136～141年），敦煌郡内仅有7048户、29170人。

与人口减少相应，敦煌的经济也无复往日的繁华。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中央政权自顾不暇，不再任命敦煌太守，当地大姓势力雄张，纷纷兼并土地，争夺徒附，致使贫富悬殊，农民生活无着。而纷乱中水利设施大量损毁，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敦煌与张掖、居延一样，因缺粮而需内地赈贷。此时敦煌经济中值得称道的是它的商业。东汉时西域地区虽三绝三通历经曲折，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却不绝如缕。从东汉中后期起，由敦煌出发进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渐由原来的南、北两道，扩展成了南、中、新三道，而无论哪一道都必经敦煌，敦煌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早在班超任西域都护，即丝路第二次畅通时，敦煌就开始聚集了大批商人，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业城市，被史书盛赞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东汉是敦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安，而河西，特别是敦煌却相对富足稳定，这种局面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前往避难，他们带来了中原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敦煌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很快赶上了内地的发展水平，甚至还涌现出一些硕儒大家，为全国和后世推崇。那时的敦煌文化名人首推张奂、张芝父子。张奂出生于儒林世家，不仅是有名的清官，更是著名的学者。他辍官后闭门讲学，授徒千人，对儒学在敦煌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张芝是张奂的长子，好学善书，尤精草书。他习学名家崔瑗、杜操的草书，创制了今草和游丝草。其书体精劲绝伦，被后人称为“一笔飞白”，他本人更被尊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对他的书迹赞羡不已。东汉时的学术多为家学传承，非世家大族不能为。张氏一门名人迭出，张芝弟弟张昶的书法也十分精妙。此外东汉末年敦煌还出了一位博士侯瑾。他自幼孤贫，苦学成才，曾作《矫世论》讥讽时弊，又著《汉皇德传》30篇，记汉光武帝至冲帝100多年间的史事。河西人民敬慕侯瑾的德才，尊他为“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