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夏至民国时期的敦煌

　　六、西夏至民国时期的敦煌
 
　　这一时期历时900多年，却因不再受中原政权重视而为敦煌的衰落期。

　　沙州回鹘、西夏、蒙元对敦煌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大建树，却尚未破坏这里固有的文化传统。明时敦煌沦为少数民族的游牧区，经济文化倒退千年。清朝大规模移民屯垦，以农耕为主的敦煌经济逐渐复苏，但在文化上却无法恢复敦煌昔日的繁荣。

　　自明朝中期至民国初期，敦煌石窟艺术屡遭人为破坏，敦煌文书流散异域，从1909年起方引起少数中国学者的关注，及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石窟才得到科学的保护与管理。
 
　　1、党项陷城之后的敦煌与西夏的统治

　　西夏是兴起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政权，早在其立国前的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统率的党项骑兵即攻陷了瓜、沙、肃三州。后两年，即1038年西夏正式立国。

　　西夏攻陷瓜、沙两州后的三四十年间，一直忙于本土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和东向与宋、辽争战，难于西顾。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沙州的地方势力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其中最为活跃的为沙州回鹘。

　　早在9世纪中叶，随着漠北回鹘汗国的崩溃和部众的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人就已流散到敦煌地区，成为归义军治下的臣民，只是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部落组织。约一个世纪之后，在甘州回鹘的支持下，这支沙州回鹘势力有了很大发展。至11世纪西夏据有河西后，凉、甘、肃、瓜等州丢失故土的回鹘人大量涌入沙州，更加强了沙州回鹘的实力。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多次朝贡宋廷，修好辽国；一面单独或联合于阗、西州回鹘等抗夏势力进击西夏，并于约1042～1068年间占据了敦煌地区。

　　西夏建国后，曾在其领地内设置了十二监军司，其中西平监军司的驻所就设在瓜州，瓜、沙二州在军事上皆属西平监军司统辖。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仍分州、县两级制，敦煌依旧称沙州，政治制度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已不再是西北的政治中心，河西的统治中心已东移瓜州。

　　西夏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从榆林窟壁画中的犁耕图、锻铁图、踏碓图、酿酒图等形象资料来看，西夏时敦煌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其农耕技术和所使用的农具都与北宋中原地区十分接近。西夏占据瓜沙后，对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十分仰慕，遂积极吸收这里汉族传统文化的养分，并接受吐蕃、回鹘等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礼遇优待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回鹘僧人，很快创立了别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但是，党项贵族十分好战，终夏之世，对外战争几乎从未中断过，敦煌等地的兵役徭役非常繁重，西辽、蒙古骑兵等又不断侵扰敦煌，再加上12世纪以后旱灾、蝗灾相继，瓜沙经济迅速衰落，社会动荡，百姓流亡他乡，因而西夏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始终不甚安定。
 
　　2、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

　　进入13世纪以后，蒙古即经常纵兵河西，围困沙州。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终于攻破沙州城，从此开始了蒙元对敦煌长达145年的统治。

　　蒙元统治时期，沙州敦煌先是作为封地由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即八都大王）掌管。那时蒙古已占有了广大西域地区，拔都遂据敦煌积极开辟玉门关通道，沿途设置驿站，终于使丝绸之路复通。迨至1271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很快将沙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统辖区。到至元十四年（1277年）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在全国推行行中书省制度，敦煌随之复立为沙州，由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下设的肃州路管辖。3年后，因沙州距离肃州太远，沙州境内贫民乞粮须于肃州请示，往返不便等原因，又将沙州升级为路，在沙州城内置总管府，统管瓜沙二州，这样二州的政治中心又西移敦煌。
 
　　元初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已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与和田，敦煌遂失去了往日卫护疆土、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的地位。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的海上丝路日益兴盛，从中亚到蒙古的北方草原之路也在频繁使用，敦煌已不再拥有中西交通中转站的优势，因而敦煌昔日的光辉也就无从再现了，元朝仅将它作为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进行小规模经营，其着眼点仅限于屯田戍守。
 
　　早在元世祖统治初期，元廷即令沙州开垦出一些已经荒废的水田来招抚移民，1276年又贬谪一批罪犯赴瓜沙屯田，1280年更派汉军前来，为敦煌增加了大量劳动力。经过这样多年屯垦之后，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敦煌的农业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所产粮食除供给军需外还有剩余，可以救济饥民。在大力屯田的同时，元朝也比较注意加强敦煌地区的防卫力量，曾两次令士兵和百姓修缮城府，并于1301年和1303年向瓜沙增派了戍卒和蒙古兵丁万余人。通过此番经营，13世纪中后期，敦煌又呈现出了稳定繁荣的景象，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即曾称赞沙州社会安定。
 
　　但也正是在13世纪末的1291年，元朝强行将瓜州人民迁往肃州，第二年又将绝大部分沙州居民东迁甘、肃两州交界处定居，以致元成宗（1294～1307年在位）前期的瓜沙二州几乎完全变成了军队的屯田区，到1303年正式派万余蒙古军队屯戍瓜沙恢复生产后，形势才略有好转，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才逐渐展开。
 
　　3、沙州回鹘、西夏及元代的敦煌石窟艺术

　　沙州回鹘、西夏和元朝统治者都十分佞佛，在他们统治下的敦煌等地的开窟建寺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存留至今的实物遗迹也不少，仅今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中存有这一时期画塑作品的洞窟即超过百数。
但是，这一时期的大量洞窟，特别是西夏窟，多是由前代窟龛改建或补修而成，在石窟建筑方面缺乏独创的特色。而窟内彩塑损毁得也十分严重，少数幸存者又多经过清代重妆改塑，面目全非。故而此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壁画方面。
 
　　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大体可分为4类：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

　　尊像画是此期最主要的题材，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尊像画可分为显教尊像和密教尊像（又有汉密与藏密之别）两种，内容则多是图绘释迦多宝并坐像、文殊像、普贤像、观音像、十六罗汉像等，尤以观音像的描绘最为成功。
显教观音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月观音。榆林窟第2窟的水月观音头戴宝冠，身穿长裙，倚坐珞珈山，背后奇石挺立，修竹滴翠，座下绿波荡漾，红莲盛开，空中彩云朵朵，新月弯弯，朦胧的月色与观音身后轻纱般的光环交相辉映，澄澈幽静，神秘祥和。  
　　汉密的观音像有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多种，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各出现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杰作。莫高窟第3窟北壁的千手千眼观音（见图21）绘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70年），图中观音千臂千手摆列如轮，每只手中有一慈眼，以示应众生不同需请，法力无边，智慧无穷。观音两侧散列功德天、吉祥天、婆薮仙、火头金刚等随从眷属，身形矮小，神情虔敬，很好地突出了观音的高大神圣。这幅画设色清淡，简朴典雅，分外玄妙怡人。其绘画技法也极为精熟，灵活运用了铁线描、折芦描、游丝描、丁头鼠尾描等线描技法，准确描绘出了人物衣饰不同部位的特色纹理，使画面情态逼真悦目，流畅细腻，意韵无穷，已达线描造形技法的最高境界。
   
　　榆林窟第3窟东壁的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见图22）绘于西夏占领瓜州时期，规模宏伟，内容繁复，历史价值极高。图中观音端立于水中生出的莲花上，顶上悬宝盖，空中雨宝花，足下踏莲池。观音现五十一面，分作十层呈宝塔形重叠，每头现三目，最上一头则呈佛颜。这幅尊像画最大的特色在于对观音千手，特别是其众多持物手的描绘。画中除绘有分别执持盾牌、羂索、宝螺、宝铎等各种法器法物的常见持物手外，还绘有超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等佛经规定的近50种持物手，并呈左右对称式分布，与同类其他尊像大不相同。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些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持物手，如：牛耕手，画二牛抬杠，农夫扬鞭驱牛耕地；锻铁手，画立式鼓风炉，一人鼓风，二人持锤锻铁；酿酒手，画埚台，上置方甑蒸酒，一妇人烧火，另一妇人站甑前观察，手中持杯，似在品酒，旁有盛酒木桶；商旅手，画二人挑担，担中盛货物，似正欲赴市出售；百戏手，画一台，上分三枝，每枝又有一台，三人在台上挥袖起舞；踏碓手，画二人舂米，一人扶栏踏碓，旁有簸箕等物。
 
　　这些画面反映了西夏时工农商艺各行业的活动场面，真实生动，不仅增加了尊像画的情趣，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这幅尊像图敷色简单，以冷色为基调，仅用白、青、绿、黑等很少几种颜色，持物手中的一些小幅画甚至不上色，多用白描，以线造形，简朴洗练，古雅疏朗。
 
　　除显教尊像和汉密尊像外，随着西夏和元时西藏喇嘛教，特别是萨迦派密宗的流行全国，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藏密图像。习称“秘密寺”的莫高窟第465窟绘有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各种明王愤怒像，以及欢喜天、欢喜金刚像等，属萨迦派密教艺术。而榆林窟第4窟中的军荼利金刚等则多属传自西藏的迦玛伽派的密教艺术。这些金刚明王像多作威猛愤怒状，刚烈狰狞，令人畏怖，再加上浓重美艳的色彩，艺术效果非常强烈，与以往含蓄儒雅的敦煌石窟艺术风格迥异。  
　　经变画在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随着密教的广泛传播，根据大乘佛经绘制的经变画从总体上讲已趋衰落，莫高窟仅保存了《西方阿弥陀净土变》、《药师变》等二、三种，画面呆板单调，缺乏生气。榆林窟中保留的经变画品种略多，主要有《观无量寿经变》、《天请问经变》、《文殊变》、《普贤变》（见图23）、《弥勒变》、《维摩变》、《降魔变》、《法华变》等10来种，但与以前经变画的创作风格也已有较大差别，人物减少，构图简单，画家的着眼点已变为描绘空濛幽远的意境，原来经变画中的一些烘托气氛的人物多被奇丽的山水和严整的宫殿楼阁所取代。
 
　　这一时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某些经变画中出现了小幅《唐僧取经图》，现在已经查明的至少有6幅，分别绘于榆林第2、3、29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其中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中的小幅《唐僧取经图》构思奇巧，精妙风趣。画家将玄奘师徒安置在普贤右侧的礁石上，以信徒眷属的身份现身于经变。画中唐僧穿着袈裟麻鞋，垂眼俯首，躬身合掌，遥礼普贤，恭顺平和的神态和头后熠熠的项光都表明他已是修成正果的得道高僧。唐僧身后的悟空形象更具情趣，他曲身揖手，缩颈仰头，额短嘴长，身姿动态和头上茸毛无不现出猴相，已完全具备了猴行者的外貌特征。悟空身旁的白马在画面上很突出，它昂首瞠目，奋蹄挺身，鞍鞯之上端置莲座，座上佛经闪闪发光，点明唐僧师徒已取得真经，荣归东土。这幅《取经图》画面很小，在整幅《普贤变》中仅居次要地位，但画师们对它的刻画却一丝不苟，精细入微，使我国现存最早的这幅《唐僧取经图》形神毕现，妙趣横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晚期的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像不多，但却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这时的供养人像（见图24）多穿着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服装，身旁又多书有榜题，对服饰史、民俗史和西北地区史研究皆有裨益，特别是大量西夏文题记内容丰富、翔实准确，是史料分外缺乏的西夏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装饰图案是晚期敦煌壁画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富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沙州回鹘时期盛行蟠龙纹样，并普遍使用唐草式卷云纹为花边装饰。窟顶则流行朱地牡丹团花图案，佛光中又多采用编织纹样，款式新颖别致，格调简洁清新，与高昌回鹘石窟中的装饰风格关系密切。
 
　　西夏及元时装饰图案更加丰富多彩，尤以龙凤图案和曼荼罗最为成功。龙凤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纹饰，在西夏及元时的藻井、衣饰和旌旗上经常可以看到二龙戏珠、五龙飞腾、单凤展翅、双凤盘旋等游龙翔凤图案，莫高窟第130窟顶部就是用龙凤绘饰而成的典型的西夏金龙华盖式藻井。曼荼罗的基本构图为圆坛与方坛层层套叠，逐步深入，内绘人物等。曼荼罗的大量出现与此时密教盛行，强调修习有关。敦煌石窟中既将曼荼罗用为洞窟的装饰，又常绘之于四壁，如榆林第3窟窟顶中心就是一幅密教五方佛曼荼罗，十分精丽严整。
 
　　纵观沙州回鹘、西夏和元代的敦煌石窟艺术，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榆林窟异军突起。西夏攻陷敦煌后，随着曹氏归义军的消亡，莫高窟日趋衰落，此时榆林窟却因所在地瓜州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弥补了莫高窟西夏艺术的不足。其二，密教艺术勃兴。西夏及元代的佛教都注重显密双修、汉藏结合，特别是元朝更以密教为尊，曾任喇嘛教高僧为国师，从而使密教及密教艺术盛行全国，在敦煌石窟中也结出了丰硕果实，打破了敦煌艺术末期的沉寂局面。其三，民族风格浓郁。这时正是众多少数民族分掌瓜沙时期，各族艺术家们在继承汉唐传统的同时又博采各族艺术之长，并加以融会贯通，灵活施用，使此期的敦煌艺术既具有中原风格，又展露出了回鹘、党项、西藏等民族艺术特色。其四，绘画技法多样圆熟。这一时期的线描与敷色方法都变化多端，画家们常随意选用多种技法绘制同一作品。莫高窟第3窟中保留的元代绘制的观音像等壁画就集中使用了数种线描技法，使画幅精美绝伦，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带来了最后一抹耀眼光辉。

　　元代以后敦煌地区的石窟营造活动即告中辍。清代和民国时期虽曾进行过增补重修，但多内容混杂、技艺低劣，非但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反而破坏了佛窟原有的艺术效果。

 
　　至元代为止，作为敦煌石窟群主体的莫高窟的艺术创作活动已延续了1000年，其间开窟造像不已，精品杰作无数。经过1600多年的风雨剥蚀与人为破坏，至今尚存留有重要洞窟492个（曾有学者撰文认为当为491个，因敦煌文物研究所1964年编定的492个窟号中的第485、486两号实指同一窟，窟号编重，此说是。但1979年该所在莫高窟南区南段加固维修活动中，曾进行窟前发掘，在发现了第130窟窟前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第493窟，故我们这里仍持492窟说），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不仅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见图25），也是横贯欧亚的古丝绸之路上规模最宏伟，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最高的文化宝库，196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同批列入该清单的中国文化遗存共有6项：泰山、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猿人洞）。
 
　　4、明朝时的敦煌居民

　　明朝建国以后，于洪武五年（1372年）派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西攻兰州、永昌、瓜州及沙州等地，很快打垮了河西元军，敦煌也转为明有。但明军东还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很快重占敦煌一带。为防止他们继续东进，冯胜派人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峡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屯兵固守。至1391年，占据敦煌的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开始向明朝进贡，1404年困即来、买住再次率众归明，明成祖遂下令在敦煌设置沙州卫，任命这两位蒙古族酋长为指挥使，沙州敦煌成了明朝的羁縻边卫。
 
　　买住死后，困即来独掌沙州，当时占据罕东卫（位于瓜、沙之间）的其他少数民族及瓦剌等多次寇逼敦煌，沙州常年不得安宁。1435年困即来只得率部众几百人东逃至嘉峪关下，被明朝安置于关外苦峪城（今安西县东南）。1444年困即来卒，二子争斗不休，明甘肃镇将任礼等乘机于1446年进兵沙州，将当地200多户居民全部迁入嘉峪关，安置在甘州境内，这样沙州卫仅存在了40多年便被废弃了。
 
　　当困即来等所率领的蒙古部众逐步离开敦煌的时候，原来在罕东卫游牧的蒙古部众开始进占此地。只克任头领时，这支蒙古后裔人数已多。但此时吐鲁番也已强大起来，侵占了哈密，其辖区与只克接境。为了与吐鲁番抗衡，只克向明廷请求自立一卫。成化十九年（1483年）明王朝在沙州卫故城设立了罕东左卫，任命只克为都指挥使统领敦煌地区。这样勉强维持到1516年，在瓦剌人和吐鲁番人的夹攻下，罕东左卫的居民已无法安居，只克子乞台只得率部分部众迁入嘉峪关，定居于肃州，其余留居敦煌的部众则服属于吐鲁番，至1528年也因无法忍受吐鲁番的重税苛政而逃奔肃州，沙州敦煌遂完全脱离了明王朝的羁縻，为吐鲁番所尽有。

　　吐鲁番统治敦煌的190多年可以说是敦煌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这段时期内，敦煌地区既无行政建置，也无人经营管理，水利失修，良田抛荒，经济衰败。吐鲁番人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四出侵占掠夺，曾多次骚扰河西州郡，迫使明王朝继1524年关闭嘉峪关后，又于1529年放弃了新兴的丝路城市哈密，关外之地与明朝彻底断绝了联系。
 
　　总之，明朝有国的14～17世纪是敦煌历史上的全面衰落时期。在这两百多年间，一向祖居敦煌的汉唐子孙全部内徙，占据此地的始终是以游牧为生的各少数民族，西汉以来既已形成的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被彻底摧垮，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享誉全国的文化古都因不再拥有汉族人民的维护而破败不堪，佛门圣地莫高窟也因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人的到来而遭受人为破坏，损毁严重。
 

　　5、清朝治下的敦煌

　　清朝建立后，尚控制着敦煌地区的吐鲁番国曾于1646年派使者向清廷进贡，但当时清廷正忙于稳定内部，无暇西顾。1715年康熙开始发兵大举西征，着力经营西北，于1718年在今安西、玉门一带设立了赤斤、靖逆两卫，敦煌也随之重建。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在敦煌设立沙州所，两年后又升沙州所为卫，隶属于安西同知，并在党河东岸沙州故城东另筑新城，以代替受党河水侵蚀，东墙已经坍坏的原沙州卫城。这座新城就是后来沿用至民国时期的敦煌县城。
 
　　在升沙州所为沙州卫的同时，清朝还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从甘、宁、青等西北56州县陆续迁徙2400多户移民至敦煌屯田，敦煌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逐渐恢复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人口也迅速增多，至乾隆年间已增至8万人，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清王朝遂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将沙州卫改为敦煌县，隶属于安肃道，两年后又将敦煌定为府治。
 
　　在移民到来，生产恢复的同时，敦煌也开始了汉文化的重建活动。但这次文化重建活动的主人都是外来移民，他们将各自从西北56州县带来的地方文化在敦煌进行了杂糅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敦煌文化，这种新文化并不是古代敦煌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足以追风前代，也落后于同期内地。在这股文化重建浪潮中，敦煌佛教开始复兴，信奉佛教的移民于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年）对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但因这时的敦煌社会与文化已少有光彩，故这次的“修功德”实际是对前代莫高窟艺术的破坏。
 
　　同治年间（1862～1874年）敦煌地区再起波澜，陕、甘、新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曾使敦煌一度变成了回民与清军交战的战场。战乱中敦煌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一派混乱。白彦虎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至鸣沙山时，还曾尽毁莫高窟走廊，使上下诸窟无法连通。不过，通道的断毁也使部分上层佛窟因祸得福，躲过了后来清末民初时的另一场劫难。
 
　　6、藏经洞的发现

　　清朝时，敦煌经济文化落后，又远在甘肃通新疆的交通要道之南，早已失去了丝路重镇和边防要塞的地位，根本不受清廷重视。但到清朝末年时敦煌却再度引起了时人的极大关注，这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大有关系。
 
　　清朝末年，一个名叫王圆箓的湖北麻城人从肃州巡防军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很有限，于化缘途中来到佛门圣地莫高窟后，认此地为栖鹤伏龙之所，在窟区北段清理打扫出几洞佛窟，办起了“三清道观”。那时敦煌民间佛道不分，常常混同信奉，王圆箓又能说会道，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能接近俗人。因而他到敦煌不久便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香火很盛。王道士便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功德”：雇人抄写道经，将某些佛像改朔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修建通道，清理底层洞窟内的积沙，等等。这些“功德”正引发了敦煌，乃至中国与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孟夏的一天，一个在今编第16窟干活的雇工杨某，工间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16窟甬道北壁的裂缝中，却发现这根长长的芨芨草怎么也插不到头。杨某再用手敲敲墙壁，里面似乎是空的，便急忙将这个意外发现报告了王道士。当晚夜深人静时，王道士遂带着杨某打通墙壁，找到并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今编第17窟藏经洞（见图26）。
 
　　第17窟原本是第16窟（见图27）的一个耳室，最初约为第16窟窟主，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佛教教团都教授，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的都僧统洪 坐禅修行的地方。洪 去世后便被改为他的影堂（纪念堂），并做了一番布置：在洞窟后部居中设立床座，座上端置洪 塑像，像后北壁绘画枝叶相交的菩提双树及侍立树侧的比丘尼、近侍女，窟室西壁镶嵌唐大中五年（851年）洪 告身碑等。
 
　　大约在11世纪时，出于某种政治或宗教原因，莫高窟的僧人将洪 塑像移到了其他窟内，将第17窟改造成了一个图书文物贮藏室，在窟内堆积码放了数万件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见图28、图29）、纸画、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然后封严洞口，在封闭处抹上了一层泥，并请人将第16窟全窟，特别是甬道北壁重绘了一层壁画，从而把封堵17窟的痕迹巧妙地遮掩了起来。
   
　　至王道土发现藏经洞时，窟中文物安然保存了近900年，已成无价珍宝。但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浑然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终于给宝藏带来了厄运。
 
 
　　7、藏经洞文物的流散

　　面对文化宝藏，一心想化缘修“功德”的王道士立即想到了这些古董可以换钱。他很快从中选出了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奉献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等衙门要人。但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经籍文书的学术价值，而是和王道士一样将它们视为古董，一再转赠他人。从而使敦煌文物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传开来，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自然也不胫而走。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县令汪宗瀚将他得到的几件藏经洞出土的唐碑拓片和绢画写经等送给了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当时正任甘肃学台的叶昌炽。叶昌炽判明是唐物，建议甘肃省藩台衙门将藏经洞所出古物运往省城兰州保存。昏聩的地方官以筹集不到七辆大车和五六千两运费为由置之不理，仅于光绪三十年三月由汪宗瀚派人对经卷和画像做了一次简单调查，便责令王道士原地照旧封存。同时调查的清单也放在了王道士手中，为他日后监守自盗提供了方便条件。著名学者叶昌炽也因学台巡行的范围在肃州以东，没有亲自到莫高窟查看宝藏，未能认识到藏经洞文物的全部价值，而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终与这些文物失之交臂，给他自己和后人都留下了莫大遗憾。

　　另一个最先得到藏经洞文物的满清官吏廷栋将他手中的几件经卷送给了当时正任职于嘉峪关税务司的一个比利时人。此人后来于归国途中路过新疆，又将经卷转赠给满人长庚将军和道台潘某。莫高窟发现文物的消息随之流传到了新疆地区，再加上王道士偷出来让人估价求售的经籍在社会上的流散，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新疆中亚考察盗宝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他们立即争先恐后地赶往敦煌骗劫宝物，致使这一宝藏的3/4都流出了国门。
 
　　第一个来敦煌大量盗劫藏经洞文物的外国探险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他于1907年3月到达敦煌，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得到了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迅即赶往莫高窟，却逢王道士外出化缘。于是斯坦因一边等待一边盗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简，并发现了他自认为是玉门关的小方盘城。5月21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在与王道士周旋过程中，受敦煌壁画《唐僧取经图》的启发，遂哄骗王道士，以唐僧玄奘的崇拜追随者自饰，用少量银钱和一个严守秘密的承诺换得了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以后这些文物按照资助他探险的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分别入藏于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设于伦敦），和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
 
　　接踵而至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他在新疆得知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消息，并看到了部分写本，当即改变行动计划，于1908年2月25日赶至莫高窟。在与王道士交涉过程中，伯希和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题记，记录下了20世纪初期的莫高窟状况。一个星期之后，伯希和的交涉获得了成功，于3月3日获准进入藏经洞（见图30），用3周时间，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尚存洞中的全部文书翻检一遍，选出了数千菁华。伯希和精通汉语和多种中亚语言，具有丰富的中国古文化知识，又是唯一获准在藏经洞中逐一挑选文书的西方盗宝者，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选出的精品几乎囊括了尚余洞中的全部珍本、孤本，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斯坦因劫品。以后这些经籍入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为敦煌文书中质量最高的大宗馆藏。
   
　　1909年5月，伯希和在他劫得的敦煌文物已运抵巴黎之后又来到北京，将少量藏经洞文物出示中国学者。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著名学者至此方知敦煌出土了大量文物，并有相当一部分已落入外人之手，皆大为震惊！他们立即上书清朝学部，督促清廷电令敦煌地方清点藏经洞文献，不得卖与外人，并责令新疆巡抚何彦升将剩余古物押运京师。按理说这次本该把劫余的藏经洞文物全部收归国有，可狡猾的王道士似有先见之明，在官府清点之前私自藏掖了大量经卷。而负责清理押运的清朝官吏又未尽 职守，未将洞中遗物收捡干净，并在押送途中遗失了不少。抵京后更将经卷先运至自家宅院，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偷选私窃，并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以充8000之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王道士私藏的经卷后来分作几部分流散四方。一部分于1912年和1914年分两批卖给了来敦煌盗宝的日本大谷探险队队员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合计数百卷。这些经卷先集中收藏于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以后辗转流散到旅顺、汉城、京都等地，今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旅顺博物馆、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也有一些下落不明。
 
　　王道士私藏的另一部分经卷约600卷，于1914年3月送给了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后也入藏于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成了劫走藏经洞文物最多的人。
还有一部分约80余件文书和32张残片，1944年8月30日被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于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今藏敦煌研究院（其前身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也是敦煌研究院拥有敦煌文书之始。
 
　　藏经洞中剩余的碎片被1914～1915年间来敦煌的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鄂登堡劫得，今收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有1万多号。除文书外，鄂登堡此行还劫走了三四百件绢画、纸画、彩塑等艺术品，今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即冬宫）博物馆。另外，鄂登堡还在莫高窟绘制了大量平面图，拍摄了两三千张照片，并临摹了若干壁画。可见他们来得虽晚，收获却并不少。
 
　　何、李二家偷盗的文书，后来大部分转卖到了日本，藏于京都藤井氏有邻馆。也有一部分辗转流传，今分藏于台北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
藏经洞文物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一经发现便惨遭劫难，今分藏于英、法、中、俄、日、韩、印等十来个国家的数十个机构及个人手中，有些甚至不知去向，这实在是敦煌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极为不幸的一页。诚如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8、民国时期的敦煌

　　满清王朝垮台时，敦煌县仍属安西直隶州管辖。至1913年国民党政府将安西直隶州改为安西县，敦煌便改由甘肃省直接统领。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忙于“安内”，无暇关顾边远地区，因而这一时期的敦煌饱经患难，在藏经洞文物继续流散的同时，莫高窟千佛洞也惨遭浩劫。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伙在国内战争中败北的沙俄白军偷越国境，于1920年11月逃到我国甘肃国民党当局竟以莫高窟为收容所，让这数百名穷凶极恶的白俄败军在佛洞中生活了半年多。白俄士兵在窟中生火做饭，熏黑了许多壁画，他们又在塑像和壁面上恣意涂刻，玷污损毁了大量艺术品。时至今日，清除白俄残迹仍是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工作中的一项具体内容。
 
　　与毫无佛教与文化修养的白俄败兵不同，1923年底到敦煌的美国文化强盗兰登·华尔纳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专家和考古学家，但他的行径却同样卑劣。华尔纳一到达敦煌，就立即被精美的莫高窟艺术所震撼，遂用几十两银子贿赂王道士，以浸透化学药剂的胶布剥取了20多方壁画，并攫得了两尊彩塑，其中一尊就是盛唐第328窟中的半跪式供养菩萨像，为莫高窟彩塑中的上品，今藏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华尔纳此行给莫高窟带来的损失十分惨重，除劫走的艺术品外，华尔纳在剥取壁画过程中还用钢片铲刀破坏了好几幅壁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恶果。因而，当他于1925年再次来敦煌，想大规模剥取壁画时，立即遭到了中国学者和当地人民的强烈谴责，终究没能得逞。
随着敦煌文书的面世与各国文化强盗的嚣张劫掠，三四十年代时敦煌已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已被西方窃贼破坏得满目疮痍的莫高窟采取最简单的保护措施：责令敦煌县派保安班守护莫高窟。这样，1940年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保安队住进了莫高窟，从而结束了千佛洞主要由僧侣守护的历史。
 
　　与此同时，莫高窟也迎来了一批批学者、艺术家，如4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张大千等都曾到莫高窟和榆林窟临摹壁画，并著文介绍敦煌艺术，其中张大千一行影响较大。他们曾清理了300多个洞窟，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编了号，并用大量时间对窟中许多有价值的壁画进行了临摹，以后这些临品曾在成都、重庆、上海展出，并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等书。
 
　　张大千逗留莫高窟期间，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于右任也曾到过敦煌，同来的还有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处成员高一涵及学者卫聚贤等人。此行使于右任对敦煌艺术的价值和面临的危机有了深刻认识，返回重庆后他立即在政界、学术界奔走呼吁，希望当局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他撰写的《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送交国民党政府并公开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2年，著名考古学者向达先生远赴河西入敦煌，对敦煌境内的石窟群、古长城，及玉门关、阳关等关隘遗址进行科学考察。当地丰富的古迹和荒芜破败的景象深深触动了这位爱国学者，向先生遂于莫高窟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回内地，于这年年底以“方回”为笔名发表于重庆《大公报》上，文中呼吁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专门学术机构进行科学保护和研究。
 
　　1943年，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历史考古组的主要成员为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知名学者，他们对敦煌境内的一些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和考察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这些学者亲临敦煌，一边研究一边呼吁，以他们的研究成就和满腔热忱说服世人，共同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9、敦煌艺术研究所

　　在政界、学术界于右任、向达、贺昌群等学者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决定成立研究所，并于1942年秋开始了筹划事宜，延请常书鸿先生具体负责。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率领他在兰州聘请到的一行人最终到达敦煌，教育部也于此时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以便“寓保护于研究”。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敦煌的学术机构，其所址就设在莫高窟的中寺——皇庆寺。首任所长常书鸿举家迁居敦煌，并从重庆等地征聘来了20余位画家、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大量临摹、测绘、摄影、内容调查、题记抄录和修缮加固等研究与保护工作，并于1944年8月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清理出了几十件王道士私藏的敦煌文书及30多张文书残片。
 
　　一年多以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庆祝和复员声中，教育部却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里的专业人员纷纷离去。至1946年5月，经常书鸿、向达、傅斯年等专家学者的再次奔走呼吁，研究所才得以恢复，并改隶于中央研究院，常书鸿重任所长，又从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招聘来一批画家重返敦煌。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下设两个组：其一为考古组，实际上主要进行壁画临摹、洞窟调查、题记抄录等工作；其二为总务组，具体负责行政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后在研究所工作过的专业人员和事务人员达30人之多，他们是敦煌石窟研究和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堪为后人敬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在研究所坚持工作的尚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7人，但此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
 
　　真正高度重视敦煌这份文化瑰宝的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月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发出的进军令中，有一条“解放敦煌，保护千佛洞”明文，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尊重。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29日清晨红旗飘扬在莫高窟上方，敦煌人民与敦煌文化从此获得了新生。